— — 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 咨询国是 民主监督统战联谊存史资政 文化建设— —
当前位置: 首页 / 文史选粹
文史选粹

晚唐天府说成都(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邓经武)

http://www.cdcss.gov.cn   发布时间: 2018-11-07

提要: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以及对GDP的过度迷恋,引发众多困惑世界的现实问题。中国高层最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强调,尤其是中共十九大关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期任务的提出,以及“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亦是对中国乃至全球性人类生存危机的应对策略。以此视角,晚唐时期的成都,作为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整体幸福指数的提高等一个样板,就具有借鉴的效能。

关键词:科技文明   过度开发   生态建设    晚唐天府   和谐

     

    一、话题缘起:天府与晚唐


“天府”意为自然条件特别优越的地方,犹如上天特别恩宠某地。其最早为形容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富裕美好,即《战国策·秦策》记述策士苏秦对秦惠王所说:“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影响最大的是《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劝说刘邦定都关中的话:“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但人们很快就发现,真正可以被称呼为“天府”的,还是巴蜀大盆地的成都平原。至少,汉代的班固已经给出一个衡量标准:大汉帝国已经富裕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程度,最重要的还是“(长安)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西都赋》),了不起啊,京城长安的富裕程度,快要接近四川了!《史记》《汉书》对巴蜀大盆地美好人生的记录,使“天府”美名移至成都平原,从此再无任何异议。但真正把问题讲清楚的,还是魏晋时期的蜀人常璩,其《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平原自李冰水利工程之后,“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天府”之义,除了包含大自然的特别恩宠外,还应该包括生存其中的人生状貌自由自然。换句话说,就是人的自由天性获得充分满足和实现。《山海经·海内经》也对“天府”有标准化的描述:“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最近读到一篇说黄公望及其《富春江山居图》的文章,其中观点引发我的一些感叹:我们虽然学会了如何生存,却远远没有学会如何生活!我们常常迷失于追赶人生终极目标的过程和手段中,却丧失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最近,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期任务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以及“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就让笔者目光聚焦于晚唐的成都。


我认为,就巴蜀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天府”优势的,还是晚唐的“前后蜀”时期。首先是当政者不再孜孜以求于扩大辖区版图,不再像诸葛亮那样“六出祁山”的劳民伤财,不必考虑太多的政绩指标,即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都处于一种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良好生态环境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人的全面实现!我们先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和谐”,前蜀后主王衍是个没有官架子且较为亲民的领导,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即“自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册府元龟》卷二三八《僭伪部·好文》)“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等,就成为他的人生内容。上行下效,整个成都呈现出“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梼杌》后蜀广政十三年下)美好繁华状态。《十国春秋》载,王衍常常盛装出行郊游,“被金甲,冠珠帽,持弓矢而行。百姓望之,谓如灌口袄神”,是蜀中游乐奢靡风气的引领者。后蜀皇帝亦不落后,宋代李公彦的《漫叟诗话》载:“蜀主孟昶令罗城(指成都)上尽种芙蓉,盛开四十里,语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观之,真锦城也。’”应该说,赵崇祚当年编选《花间集》之所以命名“花间”,是为了突显“以锦城为选词主要范围的地域特征”,就是昭示这个文学群体是在成都街道鲜花簇簇的自然美景中进行写作的。长期生活于这种五彩迷目叠锦堆霞的艳丽环境之中,其审美情趣自然会受到熏染,从而嗜艳成风,这就是晚唐“花间词派”群体性地倾向于艳丽一路的重要原因。


后蜀皇帝孟昶在位三十二年,适逢中原多战乱,他利用巴蜀大盆地四周阻隔的天然屏障,发展经济和营造太平人生,“用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组织百姓发展农桑纺织事业,繁荣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上,耗资百万营建学校,又组织力量雕版刻印“十一经”,即《易经》、 《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正式成为“经”),开创中国木刻雕版印书的先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再组织相关人员和调集资金,将这批“经典”镌刻在石碑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孟蜀石经”;最著名的是他亲手制定并颁布《官箴》,是中国古代“反腐倡廉”重要文献。后来,宋太宗摘录其中四句,令郡县刻石置于公堂座前,称为《戒石铭》,即“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历代州县街门前多刻有这四句话,影响极为深远。他还是一个富于文采的诗人。《蜀梼杌》载:“蜀未归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好方药,母有病,屡更太医不效,自制方饵进之,遂愈。群臣有疾,亲召诊视,医官钦服。曾令翰林学士韩保升等取《新修本草》并《图经》参校删定,稍增注释,成《蜀本草》(即《重广英公本草》)二十卷,已佚。《十国春秋》记载,孟昶降宋后,被押送到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的途中,成都有数万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为他送行,人们哭送着,男女老少沿江护送,其中哭得恸绝者数百人,孟昶也掩面痛哭,老百姓一直从成都送到键为县,达数百公里。


蜀地城市经济的繁华促使蜀人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焕发天马行空般奇情异思,同时又由于性情的天然流露,使成都文化和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以娱乐消遣为中心的俗文化盛行。蜀地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整个上层社会和文人阶层奢华风气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总之,城市的繁荣,市民意识的自由宣泄,使得广大文人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城市文化生活所特有的那种世俗气息和享乐倾向。而商业文化下文人世俗的利欲观念主要体现为对物欲和情欲等的追求,于是文人的创作就自然地加重“艳情”成分,乃至最终以“艳情”为其最重要的内容。成都平原以“天府”的自然和物产优势,也因为巫术炽烈的民间氛围,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产床和摇篮”,人不仅能够超越生理的制约而羽化长生,而且还可以超越伦理的限制而满足个性的生活欲望,这些就通过文人们的文学创作体现出来。晚唐时期成都, “花间词人”中有15位共35首词借用了巫山神女故事意象、以及刘晨、阮肇故事意象、还有嫦娥、牛女故事意象,宣泄对美化人生的终极向往情愫。在晚唐时期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总体格局中,唯有凭借大盆地天然屏障的前后蜀社会相对安宁,前后蜀统治者与民休息营造美好生活的行政管理等,都是这个时期“天府”显现的原因。如宋太宗赵光义曾对孟昶的宽厚仁政评价说:“朕闻孟昶在蜀,亦躬亲国政。然于刑狱优游不断,每有大辟,罪人临刑,必令人侦伺其言,一言称屈,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间不决者,以为夏禹泣辜,窃效之,而不明古圣之旨,盖大禹自悲不及尧、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车而泣。”《宋史》记载在赵宋新政权建立之初,蜀人以“怀土,罕趋仕进”等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表达了对前后蜀政权的怀念,暗含着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以及对赵宋新政权的拒绝态度。


晚唐时期的成都街头,满眼所见都是花团簇簇,姹紫嫣红的鲜花盛开,充盈于耳的是“只应天上有”(杜甫语)的美妙音乐,生活中使用的都是色彩艳丽制作精工的漆器蜀锦,宫廷之中,官宦府邸,悬挂的都是黄荃等蜀中画家工致雅丽,富贵浓艳的画作。这种地域美学制约影响的结果,正如九大报告中提及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涵蕴出“依红偎翠”的花间词。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新的情感心境、审美情趣一旦兴起,就必定要寻找到一种能够避免诗教责难和形式束缚,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在这方面,温庭筠卓有功绩。他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涟漪,成为了那个时代表达幽微隐约的情感世界的最为“惬意”的文学形式。浓艳婉媚、香软绮靡,弥补生命有限的遗憾和追求一种永恒存在的情感价值意识的体现,但仙界的虚无缥缈,自我塑像仍难免除生老病死的痛苦,人们在喟叹中只好抓住眼前现实。花间词那执著于现世俗事表现,尽情享受世俗人生甘美以及对歌楼舞榭、庭花院卉的纵情赏玩等相较,洋溢着的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真切体认,呈现着敢爱敢歌的强悍的地域人文精神。


二、繁花似锦的晚唐成都


如果要形容晚唐时期成都的“天府人生”,表现当时人的幸福指数,可以用的关键词是:锦城、蓉城、蜀笔、蜀锦、音乐歌舞。


首先是成都人享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奢侈的高档服装。自汉代开始的“蜀锦”行销天下,成都在纺织技术领域的具有世界领先的科技地位。也正是成都人对器物文化高度审美需求,才催生出“奢侈之都”的繁华人世形态。马克思早就对这种消费需求刺激相应的生产有过阐述。“蜀锦”在唐代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今天还珍藏着唐代传入的“蜀江锦”,丝绸之路沿线的新疆和西亚地区还有唐代成都制造的“蜀锦”出土。蜀锦因色彩鲜艳而名闻天下,成都因此便有了“锦城”之称,流经成都的水流也有了濯锦江和锦江之名。由于物产丰裕气候宜人,两代唐皇避乱入蜀,致使成都上升为临时首都“南京”。在李白的眼中,成都是上天专门开辟的天府:“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在杜甫的耳中,在“层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繁华都市上空飘荡的音乐,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追随皇帝入蜀的各类文艺人才留在成都,或仰慕汉代蜀籍作家而入蜀凭吊者,或因魏晋时期郦道元《水经注》对巴蜀风物山水的描绘而前往游览者,纷至沓来——一个“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由此出现,这就为晚唐成都集聚了数量众多、种类繁复的杰出人才。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宁、各类人才的汇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井喷”现象,这就是晚唐前后蜀时期成都呈现为“天府”盛况的原因


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等任务,这都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回眸晚唐时期“蓉城”的营造和得名原由。“蓉城”的得名,是晚唐时期成都官民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后蜀皇帝孟昶是一个很有生活品位尤其是极有审美眼光的文化人,史籍用“奢侈淫靡”概括他的为人,并用“七宝装饰溺器”等力证其奢靡。他曾下令让全体官民在成都市内遍种芙蓉,每当九月,芙蓉盛开之时成都连绵“四十里为锦绣”,花团锦簇、鲜花遍地、绿意葱茏、云霞醉红、五彩缤纷,绛红,浅紫,金色、鹅黄等弥漫在成都人的眼中,因而名之曰“芙蓉城”。时至今日,成都人对芙蓉花仍怀有深厚的感情,选其为市花,成都市则简称"蓉"、"蓉城"。用绿色自然植物装扮城市,选择艳丽花卉美化城市,把自己的城市装扮得繁花似锦,以生态环境的营造出华美之都的结果,这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和经营者应该重视的建设理念。宋人《成都古今集记》里写道:“孟蜀后主(孟昶)于成都城上,尽种芙蓉,每到深秋,四十里为锦,高下相照,因名锦城。”《蜀梼杌》里记载:“蜀昶广政十三年九月……城上尽种芙蓉,九月盛开,望之皆为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


“蜀江水碧蜀山青”等美丽的自然景观,巴蜀文人辈出的赫赫声誉,常常成为中国绘画的表现对象。宋代李廌的《德隅斋画品》曾说,晚唐肇始一直延至北宋时期,中国画坛“蜀笔居半”,强调巴蜀画家在中国画坛中艺术成就极高的数量优势和特色鲜明的绘画技法画风。“蜀笔”这一概念,已经明确地肯定巴蜀画家人数多、技巧高、特色鲜明。晚唐,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节点,而这个时期以黄筌为代表的的西蜀画家群,则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创新发展和后来的艺术走向,产生着深远影响。黄筌(约公元903-965),成都人,幼时开始学画,“尤好花竹翎毛,凡所操笔,皆迫于真,大为当时所传”。十七岁的时候就因杰出的绘画才能,被招入后蜀宫廷,成为前蜀皇帝王衍的御用画师,官至任翰林待诏、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是前后蜀时期“国家画院”主持者。后蜀先主孟知祥,倾慕其绘画才华甚不惜屈尊往访黄荃,即位后,授他为翰林待诏和并主持翰林画院事务。后主孟昶继位,黄荃被赐予金紫,加如京副使的官衔,他在前后蜀皇家画院供职前后达40年之久,很长时间都是蜀中皇家画院的负责人和蜀中画风的引领人。


在成都的著名画家有贯休、石恪、李文才、徐德昌等,都是中国绘画史或美术史难以忽略的,还有名家刁光胤、滕昌袼、孙位、李升等,这些都是晚唐时期中国画坛的丹青高手,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绘画的最高水平。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所说的“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大圣慈寺之盛”。据宋代初年的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黄荃在蜀宫墙壁上画有六只不同姿态的仙鹤,或啄苔、或唳天、或整羽,由于形象和色彩过于逼真,以至于每到傍晚时分,宫苑里豢养的仙鹤都要飞到壁前,与壁画上的仙鹤挨挨擦擦,相聚作伴。黄荃在宫廷殿壁上画的花竹、雉鸡、兔子,由于精致的工笔和形态色调等过于的“写生”,曾被猛禽误认为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捕猎对象,多次振翅展爪搏击壁画上的动物。他的“钩勒填彩旨趣浓艳”画法,开启后世花鸟画中富贵浓艳一派。其子黄居寀、黄居宝张扬家风,成为两宋时占统治地位的花鸟画典范。宋人沈括说:“诸黄(引注:即黄筌及其两儿子)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新细,殆不见墨痕,似以轻色染成。”其代表的“蜀笔”画派,注重写生,风格工致雅丽,富贵浓艳的画法,昭示着晚唐、五代、宋初时中国画风主流走向,成为院体花鸟画范本,直接影响着整个北宋的宫廷花鸟画乃至于作用至今的中国画坛。


在中国画各科中,花鸟画不仅最能体现画家功底与笔力,同时,最能体现文人笔情墨趣和贯注的思想情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蜀锦上的花鸟虫鱼逼真形象和鲜活亮丽的色彩,就与黄氏“蜀笔”交相辉映。宋代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把黄荃列入花竹翎毛门中的最高等级之“神”品。许多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专著,几乎都有这样的定论:“黄派代表了晚唐、五代、宋初时西蜀和中原的画风,成为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风格。”这里也有着“千古画帝”宋徽宗赵佶的功劳。邓椿的《画继》记载,宋徽宗曾自言“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在他亲自主持下,将宫内所藏的名画作品目录编撰成《宣和画谱》,里面收录了魏晋以来涌现出的231位画家及6396件作品,书中对每一位画家逐一进行了简介和评点。《宣和画谱》载有黄荃的《花禽图》《桃花戏猫图》《鸡冠草虫图》《折枝花图》《群猫图》《萱草百合图》等24件作品,其中还有“世俗多以蜀画为名家”等记录。宋徽宗钦定的《宣和画谱》载 “(黄)筌,(黄)居画法。自(太)祖、(太)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

    

    三、晚唐花间词对中国文化的的深远影响

 

 词,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在宋代成为主流文体。但其源头,却在晚唐时期的成都。即正式开始于后蜀大臣赵崇祚所编《花间集》,收录生活于成都街头的词人之作如温庭筠、韦庄等18家共500首词,正式出版于五代后蜀广政三年(94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词的一部总集。《花间集》正式面世的这一年,那位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词人即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刚刚4岁。此外,未能入选但作品受到后人追捧的词作家还有王衍、孟昶、庾传素、韩琮、欧阳彬、刘保义、许岷、文珏,以及曾以“百首宫词”驰名的花蕊夫人,花间词派有作品传世且成就较显的有28人。这种强大的作者阵营和各具成就的群体创作现象,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极富音乐才华被誉为“长笛宰相”的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把晚唐“天府”地区文化美学风气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词出现的合理性在于,随着巴蜀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市民阶层悄然崛起,儒雅的传统士大夫文化开始向市民文化的艳俗转型。它既是文人品格的一次“堕落”,又是人本性情的一次张扬,这种张扬更因蜀地独特文化的兴盛而显活跃。因此,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词,在千年词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晚唐时期被成为“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的混乱局面,严酷的战乱现实,使人们体味到生命的短促和个体存在的柔弱无力,是为“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韦庄《台城》),时代精神转向了及时行乐,人们尽情地领略短暂人生的甘乳,而不再翘盼着建功立业扬名天下。“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美的历程》),这种世俗精神的时尚符号化形式表现,只能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这一精神创造活动载体去呈现。精神创造活动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物质这两大条件,于是,表现时代精神的历史重任,就托付给了巴蜀大盆地。时代精神的表现需要,社会环境的稳定和优越的物质经济基础,都为晚唐时期巴蜀文学的繁荣准备着极好的前提条件。晚唐“西蜀花间词派”以强大的作者阵营、数量众多的创作作品,尽情赞美世俗人生享乐的思想内容和对文学创作艳秾华丽形式美的大胆建构,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从而成为漫长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绽放出的一朵独异的奇葩。


妖冶、柔靡、浮华、俗薄的情调,缠绵旖旎,浅笑轻颦的形态,昭示的是一种生命力勃郁的旺盛气势。富丽香艳的措词,婉媚细腻的笔致,描摹女性的容貌体态、抒发闺情离愁。该群体中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就明确宣称:当时文章的创作宗旨就是:“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晚唐时期蜀中文学创作的时代美学主潮,不太纠结为政治宣讲和道德说教,而是把美的表现作为基本宗旨。大多数五代蜀词人作词时都以辞藻华丽、镂金错彩为宗,努力实现拟化工而迥巧”“夺春艳以争鲜”等审美表现效果。这也就是后来陆游所称的“独精巧高丽,后世莫之及”。词是用以歌唱的,成都街头浓郁的音乐歌舞为“词”借助于成都而萌发,准备了良好条件,即漫步成都街头的杜甫耳畔“笙歌入云”的音乐,高度繁荣的歌舞盛况(如成都永陵“二十四伎乐歌舞”群像浮雕所表现的),这都是“词”的构成要素。


编选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入选,序者欧阳炯身居相位亦只有十七首,最值得注意的,成都地区两位最高统治者的词作,皆未能录入《花间集》。前蜀后主王衍所作的《醉妆词》为其自己所独创词牌,据唐孙光宪《花草粹编·卷一引·北梦琐言》:“蜀王衍,尝裹小巾,其尖如锥。宫伎皆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因作《醉妆词》,其曰:‘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附录八中有如此评价:“(魏承班)词,逊于薛昭蕴、牛峤,而高于毛文锡,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孟昶词作《玉楼春·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曰:“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寂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至今被人传诵。《花间集· 叙》有意识地认同着巴蜀地域文化美学思想,其所使用的神话意象,有取自《山海经》:“轩辕之国,在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也有源自陈子昂诗“凤蕴仙人录,鸾歌素女琴”,并将词体文学的直接源承指归为“李太白之应制清平调四首”,认为花间词是在李白词作的影响下而形成和发展的。正是出于这种有意识的认同,使花间诸人的骄狂豪气也体现得强烈:“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以显示一种大胆创造,勇于开拓和艺术上自成一格的胆识。《花间集·叙》中还注意到时代精神风尚对文学的影响,从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花间词艳秾华美风格的产生原因,正在于蜀中人生状貌和审美价值取向:“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以红楼夜月,自锁嫦娥”。也正是基于这种自信,欧阳炯不无狂妄地宣称:《花间集》具有超越前代歌词精品的价值而为“阳春之甲”,它不仅可使江南词曲黯然失色,“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也可使巴蜀地域文学再放异彩,“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歌”。


偏安一隅却实力强盛,动荡的外部世界更反衬着大盆地人生那难得的安宁,抓住短暂人生尽情享乐的时尚风习,就在蜀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在两蜀皇帝的推动下,各种艺术都得到极好的发展,蜀中绘画达到了当时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蜀王朝组建皇家画院的措施,将中国绘画艺术推进到专业化、规范化的新高度。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偏安于蜀中、希望长久地保持一种安宁稳定生活状态的在朝在野文化人,在面对繁花似锦大自然美景的审美观照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巴山蜀水、花鸟虫鱼用线条和色彩进行符号固化,以弥补现世人生局限的诸般不足,并以之作为生活中种种遗憾的心境补偿,晚唐五代蜀中绘画艺术的高度繁荣和发展就基于这些原因。首制文人词曲集以及对联艺术的创制、首设国家画院、大规模勒石刻经和首创木刻雕版印刷、保留下“南管”(唐音)音乐等,这些都使晚唐“天府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更显赫的位置。


四、“中优”视角下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


成都市最新的发展规划,对中心城区的建设思路是“中优”,即对现有的状况再度“优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区确实积淀着品种多样内容繁复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作为“文化成都”乃至于“文化中国”建设的重要资源,还有极大地的利用空间。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早已规划好成都历史文化外观形象的“四大仿古街区”之一的水井坊街区,至今尚处于“待机”状态。已经获得一定好评以及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文殊坊仿古街区,亦有值得再优化之处,即既然是历史文化仿古街区,其固有的、无需费力假冒的文化资源,就应该得到明确具体的展示和彰显,这就是该街区中的“金马街”,其得名于人类纪元之初中国西汉时期“汉赋四大家”之一的王褒,受皇帝派遣,回到蜀中居住成都的王褒,写下著名的《金马碧鸡赋》,后人因此将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金马街”。即如打造者知道并且设置了“金马街”街道指示牌(现在已经取掉,不知何故),为何不在此塑立汉代第一流文人王褒的塑像,以此呈现一点“文化”元素?其他如“三国文化”元素的衣冠庙(张飞)、(赵云)洗马池等现成的文化资源,都还有用以“优化”的极大空间。


成都,作为中国首批确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究竟是多少年?


最近,在成都电视台在刚刚开办的“匕阳牙尖秀”节目中,我再次听到“成都有2300年的历史”说法。确实,翻翻已经正式出版的有关成都历史的介绍书籍,查阅各级领导干部讲话中对成都悠久历史的追溯,以及诸如“百度百科”等电子文献中,以及报纸等大众传媒上,“成都有2300年的历史”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定论。这个说法,是把秦王朝张仪司马错率军攻占巴蜀,把成都作为行政中心,作为成都的城市历史开始。这种说法就意味着,在张仪等秦军进入巴蜀之前,尚没有作为城市的成都?


成都的城市史,绝对不仅仅只是“2300多年”。首先,张仪攻占巴蜀时,仅仅在成都平原已经具有城市规模和特征的至少有“临邛”、“广汉”、“广都”等,他选择把行政中心放在成都,必然是基于当时成都已有的城市基础建设和城市规模以及格局等,已经具有别处不可比拟的良好条件。事实上,即使是在汉代,西蜀地区的行政中心,也游离出过成都。如从“蜀郡”分设的广汉郡,所在地雒县(今广汉市)同时也是益州刺史治所,也就是说,当时西蜀地区“行政区划首府所在地”就不是成都;汉朝十三州刺史部之一的益州刺史部,州治在雒县,汉灵帝中平年间又移治绵竹县。献帝兴平年间才移回成都;其次,成都的历史早于“张仪筑城”,证据颇多,这里仅仅例证三个:1953年在成都北门外驷马桥发掘的殷商时期“羊子山祭祀台”,“比足球场大,有四层楼高的大土台”,被称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全国最大祭祀台遗址”,这说明成都已经具备了一个王朝首都的城市规模和格局,否则很难解释;而“金沙遗址”出土的煌煌器物等青铜文明成果,以及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发掘,则是古蜀文明辉煌的荟萃聚集于一个中心城市的呈现。换句话说,在张仪进入成都的千年之前,成都的城市规模和格局,已经具型,并且有了一个“方国”首都的功能和形态表现。其二,考古发掘证明,今天的成都十二桥街成都博物院的地下,有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干栏式巢居遗址,有大面积木结构建筑遗存等城市信息;其三,按照学术研究“二重证明法”规则,考古发掘,还需要与史籍文字互证。《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所载:“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说的就是春秋末期(约公元前4世纪),第五世蜀王开明帝把首都迁至成都。既然是选择之作为“都城”,成都作为城市的基本要素、城市格局以及城市规模,都已经具备乃至于还要优于别处。这就是我赞成“依据成都市境内如金沙遗址等文化遗迹推算,成都市出现高度发达文明的时间至少已有四千年”这一说法之原因。因为羊子山祭祀台恢弘的规模、金沙遗址辉煌的文明、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干栏式巢居城市遗址等,都实实在在地昭示出成都作为古蜀地区人类聚居密集的城市特征。


汉代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至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汉代成都人扬雄距离张仪攻占巴蜀的时间较为接近,其说可信度高。这就是后来常璩《华阳国志》所说的张仪在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注意,扬雄所说的张仪“筑成都而县之”,关键是设置官衙机构的“县之”。扬雄的话值得注意的有:张仪把成都原来的行政中心从“赤里街”,迁徙到“少城内”;开始建造的是府县等“政府政务中心”等官衙,并且是与秦首都“咸阳同制”等。自然也做了一些拓宽街道、疏通水道、整治乱搭乱建等城市建设事宜。魏晋人常璩《华阳国志》的解释是正确的,“与咸阳同制”的,主要是对应中央王朝的官衙机构设置,以及城市某些功能的类同。成都街道朝向与格局,绝对不与北方城市咸阳正南征北的朝向“同制”,成都的城市格局由于气候风向等特有自然条件的制约,总体上是东南西北四门,皆同一偏离15度左右,直到如今仍然如斯。如有不信,查阅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成都地图,一目了然,即可证明此言不虚。“张仪筑城”,仅仅是在已有的成都城市格局基础上,做了一些城市扩建、改建以及“政务中心”建设等事宜,未能根本改变成都已有的城市格局。


本文鉴于晚唐西蜀地区在人与自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状况,有感于这个历史时段对中国文化的一些重大贡献如“蜀笔”绘画、新型诗体“词”的滥觞与定型实验、中国艺术特有种类“对联”的创造性发明、用自然生态美化城市、以及“孟蜀石经”镌刻等,一个城市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能够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着如此重大而多样的创新性发明和贡献,实在难得。而关于成都的城市历史始于何时的考证,则希望引起大家对成都的一些定论,重新审视。

 

    转自《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巴蜀书社2018年2月

 

  • 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 承办: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 维护单位: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
  •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蜀锦路68号 电话:028-61880888 传真:028-61880886
  • 蜀ICP备06014298号  网站标识码:5101000022
  • 川公网安备 51019002001310号  本站累计点击数为:2394858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