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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优雅时尚的成都精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邓经武)

http://www.cdcss.gov.cn   发布时间: 2018-10-26

 提要:任何城市的产生,都受其所在自然环境的制约。“龟城”是傍水而居的成都先民在水网纵横环境下被动适应的结果,“斜向”城市格局是上古时期蜀先民“逐日”的选择,成都的“优雅时尚”城市精神,亦是成都平原优裕的“天府”自然资源所制约、并由成都市民代代相沿袭而凝聚的。它对全球化浪潮中的人类社会运行态势、对全球性城市化大潮中的人生幸福指数的提升,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成都 优雅时尚 城市精神 龟城 斜向格局 迁址与更名

   

 一、“龟城”由来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它制约着一个城市外貌风格如城市格局、街道分布和走向、建筑物的型制乃至于建筑材料的选择,以及集市呈现特征以及节庆群体娱乐种类和方式等。还有,这个城市的居民生活方式、语言语音、价值理念等,无一不是其所在的城市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开始形成以来,所有居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沿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凝聚而成,其最重要的还是受到所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物产的影响制约。因为一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其所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气候物产的影响,养育着这个城市居民的人生状态和精神活动的全部。


 这里举一个例子:四川盆地的低洼处是成都平原,成都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城址选择以及不断发展壮大,有着种类繁多的优裕自然条件支撑。这就是先秦典籍《山海经·海内经》所描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到20世纪中叶,少年流沙河看到这块土地仍然是:“……但见村村禾稼,院院竹林。秧栽浅泥,水映千丛碧影;麦熟大坝,风翻万顷黄云。又见筒车转轮,咿呀近听,渔艇收网, 乃遥闻,鸥飞鹭涉,鹅警鸭惊。顽童裸泳,羞女绕行。石磨低吟,水碾高哼。翁钓鱼鳖,妇浣衣裙。荒野还见乞儿逮蛇,猎户架鹰。喜聆嘉鹊叫客,怕听狂犬吠人……”。【1


 同时也要看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主动地尽可能地改造自然,让自然环境更符合自己的生存需要。古蜀开明氏决玉垒山,凿金堂峡,疏浚成都平原的洼地积水,即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载“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使这块土地变得更加“宜居”。《史记·河渠书》载,秦王朝时期,“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说“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据《华阳国志》记载,直至魏晋时期的成都,城西的柳池、西北的天井池、城北的龙堤池、万岁池和城东的千岁池,池沼之间“津流径通,有水流相通,冬夏不竭”。此时左思引发“洛阳纸贵”的《蜀都赋》,亦有“龙池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溃其阿。汩若汤谷之扬涛,沛若蒙汜之涌波”、“冰泮北徂,云飞水宿,哢吭清渠”等成都水流状态的描写。还有,留存至今的白家塘、王家塘、洗马池、洗墨池、方池等街道地名,亦是成都城市曾经有过的水网记录。成都历史上出现的笮桥、青石桥、麻石桥、桂王桥、郭家桥、磨子桥、送仙桥、十二桥、通顺桥、玉带桥、西北桥、九里堤桥、太平桥、古卧龙桥等街道地名,以及水碾河、沙河、摸底河等也曾在城中流淌的痕迹,都述说着成都曾经有过的水系历史。据清代学者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载:直至清末,成都有名可考和有址可寻的平桥、拱桥、石桥、铁桥、木桥、竹桥各种大大小小的桥,总共有192座。川剧《黎明十二桥》唱词中的“数桥”:一心桥,二仙桥,三洞桥,驷马桥.五桂桥,九眼桥,十二桥,万福桥,青石桥,送仙桥……等。历代文人歌咏成都,都往往涉及到桥,如宋代陆游《夜闻浣花江声甚壮》诗中有“浣江之东当笮桥,奔流啮桥桥为摇”之句,作为来自吴越文化圈水乡泽国的陆游,对笮桥(夷里桥)这样悬空的竹索桥倍感惊奇,故有“晓出笮桥门”等多次描写。


 水网纵横,水洼密布,傍水而居的成都先民受此制约,逐渐形成“龟城”的城市街道格局。这说明一个基本事实:纵横的水网,决定成都居民的居住格局,形成城市街道分布格局特征。如羊子山祭祀台,就临近沙河(古称升仙水),摸底河连接着金沙遗址、青羊宫、送仙桥等。开明王朝治水获得好成绩,为迁徙和扩建成都城奠定了较好的前提条件,故有“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华阳国志·蜀志》),选择成都作为首都,必然是因为当时成都的城市规模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确实,结合北边羊子山祭祀台恢弘的规模、西面金沙遗址的辉煌文明,十二桥遗址发掘的商代大型宫殿式木结构建筑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等,都实实在在地昭示出成都作为古蜀人类聚居密集的城市特征。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和司马错率军灭蜀国,占据成都城,进行了城市大改造的“筑成都城”活动。


 先秦典籍《管子·乘马》提出的古代城市规划原则是:“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宋代主政蜀中的“铁面御史”赵汴在《成都古今集记》说:“初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虽然并未指证“神龟”之谬,却也强调了“顺江山之形”。这里要强调的是,凡是有着相当历史的城市,都必然是依凭具有充足水源的河流而产生,很多人写文章说,成都是一个“因水而生的城市”,其实“因水而生”是古代城市共同特点,全世界皆然,并非仅有成都!


 二、城市的斜向格局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成都“斜向28.5度”的城市格局,是一个显著特例。城市的东南西北四门以及出城四条主干道的朝向,都整齐地“斜向28.5度”,这对建筑在平原上的城市,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城市的出现和壮大,首先有着其相对优裕的客观物质前提,这是最早一批居民选择并留居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一个宜于人居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有着种类繁多的丰裕自然资源地方,是一个城市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在人类文明曙光初现之际,由于特有的山川地形和气候、河流水源等,以及与之相应地植被和物产优势,诱引人们开始向着某一具有供养人类群居的物产优势区域聚合。如果这个区域的各种自然条件确实优越,这种聚合产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诱使人们不断前往,城市开始形成。反之,逐渐恶劣的自然环境或者已经难以承受愈益壮大的城市人口压力,人们也会考虑另寻他处以获取更好的生存条件。新疆的“楼兰古城”的消失,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又如《尚书》所记录的中国上古时期著名“盘庚迁都”,以及《诗经·公刘》记录的公刘率领周族人由邰(今陕西武功县境)迁往豳(今陕西旬邑和彬县一带)开疆创业等事例。中国著名神话故事“沧海桑田”,确实投射出上古先民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异,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史影”。德国的F·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1891)中指出: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集聚的一个社会经济实体。它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但是它又是一个地域的实体,立足于一定的地域上,为地域的一个点,或中心,所以地域的自然条件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不仅提出了“人类地理学”一词,还肯定某一个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种族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人类作为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到环境的严格限制。他的学生E·亨廷顿等更加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其实,中国上古典籍《礼记·王制》篇中,早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类进入文明理性时期后,又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改造着自己的环境。这种被改造后的环境,又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成为后来者面对的“第二自然”(人化自然)。


 极为优越的的自然条件,为成都的城市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成都的城市分布格局,也必然是要受特定自然环境制约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受河流走向以及水网分布条件的限制。这是先秦时期的管子早就说过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数量巨大的城市人口的生活饮用水、排污、泄洪、运输等,都需要借助河道水流而实现。在科学既不发达的上古时期,古人筑城就只能是因地制宜。身处四川盆地低洼处的成都,空气静稳,难得遇到阳光普照大地,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蜀犬吠日”的传说。房屋建造时尽可能准确地面对太阳,让太阳更多时间、更大面积地照射自己居所,大约就是成都最早的居民努力追求的。这种被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第二自然”,又成为后来的一代代成都居民“集体无意识”的行为。蜀地多雾,为了获得更多的日照,人们在建筑房屋时都给东南和西南都开了窗户,人人依此,街道的斜向格局也就因此形成。据有人考证,从日照的需要看,成都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有明显的气候差异,垂直偏东轴线布置建筑,对取得冬季日照更为有利。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在成都地区观察,太阳正好从东南方升起,角度为28.5度。成都多雾而缺乏阳光以及人们对太阳的渴求,可证之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在技术条件极为不发达的当时,提取并冶炼出黄金,再加工成金箔,制作成“太阳神鸟”,这要花费多少财力和人力?


 可以说,成都的建城初始,就因为居民建造自己居所时的“逐日”意愿,形成“28.5度”斜向的街道格局。即成都的街道走向格局呈北偏东28.5度,东偏南28.5度的交角倾斜,而不是中国平原古城应有的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走向。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浆洗街等众多老街道都大致呈北偏东一定角度。前些年翻修成都市体育中心时,所挖出了北宋时期的城市主干道遗址,也是北偏东方向。最近有人发现,一个东偏南的倾斜角度的城市街道格局,在世界上古城市中,成都并非孤证。意大利的诺尔巴古城、庞贝古城、奥地利的维也纳、伊拉克的纳西里耶、埃及卢克索古城遗址、被称为“罗马之外的罗马”和“东方的庞贝”约旦杰拉什等,皆是。但在中国,似乎少见在平原上建设的整个格局斜向的城市。


 古蜀开明王朝将首都迁徙到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成都古城,即《华阳国志·蜀志》明确记载的“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即使后来有“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至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2】这就是许多人惯用的“张仪筑城说”以及自此“成都有2300年的城市历史”等,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成都古城已有的东偏南28.5度的街道分布走向格局。这就像《汉书·食货志》所说的“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各因所生”所强调的,正是地域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先决条件,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深刻认识。《礼记·王制》说的很清楚:“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主政者的修教齐政,但却“不易其俗”、“不易其宜”,非不为也,不能也。这就是我们对“张仪筑城”的辨析。


 一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因为特定的自然条件,气候、河流水资源、山川地形的交通优势等,可以凭借优越的物产优势承担巨大人口数量的生存需要。而这个城市一旦形成,已经被第一自然所决定和所限制的居民生活方式,就代代相沿袭,成为“传统习俗”,影响和制约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方式,即人类文化学所说的“第二自然”。在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循环往复中,这个城市的居民不仅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不断地融化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新因素,同时也让外来者“入乡随俗”接受这个城市已有的文化精神。城市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的社会化,是从群体聚合开始的,人类居住的房屋、街道、房屋间空地和广场,水域、气候、物产以及与居住地有关事物的选择等,决定着一个城市是否于之形成。一个早期城市在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则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行政意义的事物,在一个中心城市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的雏形(方国、城邦)。作为人类生活的集聚地,它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生活状貌。


 可以说,这就是人类生命史在一个具体阶段、在一个特定空间的聚焦点。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把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社会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就是强调其划时代的意义,城市化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因素之一。
   

 三、优雅与时尚精神


 自古成都是休闲之都,也是时尚之都。成都对中国物质文明的贡献就在于时尚。三星堆的纵目人像、金沙的太阳神鸟等,都是中国历史发展重要阶段的节点标志。自有史以来,成都地区的人生形态,就一直是寻求并努力实现着人生的完美。物质形态的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数千具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还有太阳神鸟金饰,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中心的太阳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已经向世人证明着古蜀祭祀礼器的时尚奢华程度。


 成都人惯常用“悠哉悠哉”口语形容自己的闲适生活,一句“安逸”口语,亦道尽人生优雅之态,这使我们回眸上古的《庄子·至乐》,其曰:“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2008年,我曾经在《西华大学学报》刊发《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一文,对成都的历史文化作过一些思考;20141120日接受《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伟的专访时,对“成都的市井气息与高雅的文艺作品是否相矛盾”问题,我的回答是:“大俗大雅并无绝对的差别,美的极致并不一定是表象的美,成都市民对闲适生活的追求也可以实现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0105日)《一个美食家的成都情缘》转述过我对20世纪40年中国文化人有关成都书写的看法,“突出在成都的‘闲适’”,即“邓经武认为,外来书写者搜寻成都的城市气质,能够让‘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成都人,重新审视自己似曾相识的身边现象”,“天时、地利、人和,为古成都的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等观点。大雅化为大俗的例子,诸如形容一派静默的场面为“清风雅静”,上古时期形容迷离恍惚酒神状态的“恍兮惚兮”,成为今天成都人口头常说的。成都月月有市,在欢愉之中实现商品交换,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这些街市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而且也是普通市民游乐和社交空间。“蓉城”之名的形成,就是巴蜀人用地域文化美学改造自然的结果。例如淌恍于成都街头杜甫,满眼皆是“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等美艳意象。


 成都的时尚,早已经呈现在先秦“丹青”——即李斯《上书秦始皇》所透露的蜀中贡品“西蜀丹青”以及漆器,还有秦汉以来一直名满天下的蜀布、蜀绣、蜀锦。汉代成都人扬雄、以及魏晋时期左思的《蜀都赋》,对此言说甚明;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砖“说唱俑”,唐代盛传的“戏剧在蜀”,还有宋代皇帝惊奇的“蜀中文人何其多”等,都是成都引领美好人生的时尚体现。“初唐四杰”卢照邻的《十五夜观灯》,描绘过成都市民在元宵节狂欢的画面:“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褥彩遥分地,繁光远接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外来入蜀者,对成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皆“宜居”,有深深的感受。陆游的《广都江上作》有曰:“微波不摇江,纤云不行天。我来倚杖立,天水相澄鲜。平远望不尽,日落自生烟。梅花耿独立,雪树明前川。好风吹我衣,春色已粲然。东村闻酒美,买醉上渔船。”陆游认为成都是最适宜人们居住的城市,他当然更看重的是这个优雅城市的文化氛围。他的儿子陆子虔在《剑南诗稿·跋》中回忆到,陆游晚年曾教导家人说:“蜀风俗厚,古今类多名人,苟居之,后世子孙宜有兴者”。宋代蜀守京镗,描绘成都人过七夕的优雅风貌,即《满江红·壬子年成都七夕》云:“雨洗新秋,遣凉意、驱除残暑。还又是、天孙河鼓,一番相遇。银汉桥成乌鹊喜,金奁丝巧蜘蛛吐。见几多、结彩拜楼前,穿针女。舟楫具,将归去。尊俎胜,休匆遽。被西川七夕,四回留住。此地关心能几辈,他年会面知何处。更倚阑、豪饮莫辞频,歌金缕。”唐末陆龟蒙的《纪锦裙》详尽叙述了所看到的一幅蜀锦裙。裙幅长3尺,下宽上窄,下宽6寸,上减3.5寸。锦裙上,左边织20只鹤,每只弯曲着一条腿,口含着花枝,正要展翅飞翔;右边织有20只鹦鹉,耸着双肩,展开尾巴。这两种鸟大小不一,交错配置,中间隔着花草、界道。“其中微云锁结,牙以相带,有若驳霞残红,流烟堕雾,春草夹径,远山截空,坏墙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涂染,云隐崖岸,浓淡霏拂,霭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别,及谛视之,条段斩绝分画,一一有去处,非绣非绘,缜致柔美。”


 前些年,成都市有关方面曾经组织发起关于“成都城市精神”的讨论,出版了一批书籍并产生了一些文章,例如《成都城市精神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所概括的“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等。在成都的报纸和电视台等媒体上,有关话题太多了。经由漫长的历史文化沁润的积淀,每个城市都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特色,如纽约的“梦想和创造”、伦敦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东京的“干练、优雅、合作”、上海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2011112日,北京市公布了“北京精神”——“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武汉也有“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城市精神概括。天津张扬的是“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重庆亦标榜“登高涉远、负重自强”,苏州的口号是“崇文、融和、创新、致远”,南京张扬的是“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长沙的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大连是“创造、创业、创世”,等等。


 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价值理念和美学标准以及能力,来利用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所提供的可能性。人类开始进入自觉的创造自我美好人生之后,都是遵循自己特有的审美理念进行生产劳作和生活的。一个城市的精魂和个性呈现,就在于其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张扬。例如,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的外化,最显著地呈现与建筑。城市建筑的任何一种具体物质形制,都应该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同样是皇宫,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历史文化内涵;伊斯兰文化圈的的穹隆建筑以及尖拱窗形式,与西方哥特式高耸的尖塔构成鲜明对比;即使是现代化建筑,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韵味。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还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其最根本还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独特文化内涵。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沉积着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又着实充盈着现代城市文化的内容,这也就是所谓城市文化的双重性。


 进入成都平原的巴蜀先民,历经郫邑(今郫都区)、广都(今双流)等地方的聚合,最后“迁都赤里”,这个过程,肯定要经由一段漫长而痛苦的选择,对此,我们可以参考那个时代北方的“盘庚之迁”和《尚书·汤誓》中的文字去联想。在成都平原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临邛、广汉等大城市的规模逐渐缩减,而成都的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直至成为巴蜀大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延续千年之久,这其中应该蕴藏着各个学科都感兴趣的话题,更饱含着城市的形成和发育史、城市的运作机制、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城市规划的原则与理论及方法等问题,当然还应该包括水源、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资源原因。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成都,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积淀着丰富的内容。成都的城市型制和街道偏向格局,是被特定的自然环境所制约的;“天府”优裕的气候物产条件,养成了成都人的优雅时尚生活态度。在精神文化领域,“蜀之位坤也,焕为英采必烂”,以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等为代表成都文化人“文章冠天下”,在中国文化史上刻有深深印痕;汇聚于成都的川菜川酒川茶等,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标志。概而言之,时尚和优雅,已经成为凝聚于成都市民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并外化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于他们的创造客体。这在“提升人的生活幸福指数”的世界性话题的当下,成都“时尚优雅”的城市精神,对全球化浪潮中的人类社会运行态势、对全球性城市化大潮中的人生幸福指数的提升,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流沙河:《成都东郊沙河赋》,见周啸天《四川读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2】扬雄:《蜀王本纪》

 

    转自《天府文化研究》(优雅时尚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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